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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昶（1846—1900），原名振蟾，字爽秋，號重黎，清桐廬坊郭（今桐廬鎮(zhèn)）人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舉鄉(xiāng)式。光緒二年（1876）登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九年，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，歷充會典館、方略館、天文算學館諸差。十八年，以員外郎出任徽寧池太廣道。任內(nèi)整頓吏治，獎勵農(nóng)商，提倡教育。督修蕪湖西南濱江圩堤12里，昶捐資5000余兩，逾年竣工。從此，堤內(nèi)田廬數(shù)萬頃，蓄泄有資，旱澇無患。皖人設(shè)生祠于中江書院。
朝廷因外患日益嚴重，令地方官籌議練兵、整餉諸策具奏。昶條陳時政二萬余言，詳論世界列強之形勢及中國之積弱，提出補救之道在于“預練勁旅”，“兵不能議戰(zhàn)，不能不議守”，更要不拘一格重用人才，“茍得其人，則理財、練兵、防海、交鄰之策，可次第就理”。光緒帝見后深為嘉許，親書其綱要頒務部院大臣議行。二十四年擢陜西按察使，改江寧布政使，八月，調(diào)直隸布政使，均未就任。不久，因奏對稱旨，詔給以三品京堂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次年，授光祿寺卿，轉(zhuǎn)太常寺卿。曾捐俸4000兩，資助家鄉(xiāng)寒士讀書，邑人稱頌。其時國家財用匱乏，朝廷議增厘稅。昶指出：增收厘金“名病商，實病民，不可議增”，乃罷。
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義和團進入北京，慈禧太后及端王載漪嗾使攻打各國使館，并召甘督董福祥助攻。北京城內(nèi)火延4000余家，三日不滅。昶竭力反對，接連兩次上疏，力主剿滅義和團，藉以阻止各國調(diào)兵來華。均不得報。在御前會議上，昶又力言“拳術(shù)不可恃，外釁必不可開”，“殺公使，悖公法”，局面將不堪收拾。侃侃直陳，聲震殿宇。兵部尚書徐用儀、吏部侍郎許景澄、戶部尚書立山、內(nèi)閣學士聯(lián)元，皆附昶議。太后不悅而退。不久，天津炮臺陷落，八國聯(lián)軍向北京進犯，載漪卻謊稱克敵奏捷。昶憤不可遏，又與許景澄伏闕上疏，泣請速殺禍首，以挽大局。載漪大怒，矯旨逮捕。七月初二，昶被殺于柴市口，景澄、用儀等亦先后遇害。僅過半月，京師被陷，慈禧挾光緒帝出走；聯(lián)軍到處燒殺虜掠，舉國震動，遂訂喪權(quán)辱國之《辛丑條約》以告終。是年十二月，下詔開復袁昶原官。翌年，錄用其子嗣一人。宣統(tǒng)元年（1909），追贈昶為“忠節(jié)”，并于西湖孤山南麓敕建“三忠祠”，奉祀袁昶、許景澄、徐用儀三人。
昶少負俊才，曾從劉熙載求學，宏通淹博，睥睨一代。一生著述甚多，已刊行者有《漸西村人初集》13卷、《安般簃詩續(xù)抄》10卷、《春闈雜詠》1卷、《于湖小集》7卷、《水明樓集》1卷、《參軍蠻語止齋雜著》若干卷。昶重視經(jīng)世致用之學，纂輯農(nóng)、桑、兵、醫(yī)、輿地、治術(shù)、掌故諸書，編為《漸西村舍叢刻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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