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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鳳瑋，曹錕的四夫人。原本唱河北梆子，后改唱京戲，專攻老生，藝名“九歲紅”，曾轟動京津等地。曹錕早年看戲時便看中了身為紅角的劉鳳瑋。她與曹錕是天津同鄉(xiāng)，出身貧賤的她性情剛烈。她得知曹錕已有三房太太，于是堅決不答應當他的小老婆，后在曹錕軟硬兼施下，劉鳳瑋的娘才答應了這門婚事。
劉鳳瑋嫁給曹錕后，盡管備受寵愛，可還是不覺得快樂。就這樣安安穩(wěn)穩(wěn)地生活了十幾年，她為曹錕生了一女兩子：曹士英、曹士岱、曹士嵩。劉鳳瑋幼時因家中貧窮沒有上過學，但人很聰明，思想開明不守舊。有一次，一個朋友勸她：別老讓士英在家跟家庭教師學習，應該出去上學堂讀書。劉夫人聽從這個朋友的勸告，不久就把士英送到外面上學。她因念念不忘自己的出身，時常告誡兒女們要尊重傭人，不許隨便支使，更不許呵斥傭人。有時她的兒子曹士嵩因為使不動傭人她告狀，她聽后發(fā)怒的說：“你有手嗎？為什么要支使別人？還有臉說呢！”她還有條規(guī)定：夏季下午3點鐘之前，家里人一律不準支使傭人到街上購買東西。她告誡兒女們：“你們是人，傭人也是人。”有一次，曹士嵩將饅頭剝了皮吃，劉鳳瑋發(fā)現(xiàn)后十分生氣，大罵兒子是“敗家子”。她還常幫助附近窮人們，有時送些饅頭、豆湯給他們。
天津當時有個萬錫糧莊，劉鳳瑋每年都派人從那里買許多“條子”(一種用來購買玉米面的字條憑據(jù)）。待來年春天青黃不接時，她就把這些“條子”施舍給貧民窟的窮人，持這些“條子”的窮人就可到萬錫糧莊領一定數(shù)量的玉米面口。她還信佛，常去“朝山”。得病后的她，還派其二姐到浙江的普陀山、山西的五臺山替自己朝拜。劉鳳瑋對穿戴極為講究，衣服特別多。她交際廣，朋友也多，只要這些朋友對她的某件衣服表示羨慕，她就馬上贈送，哪怕是一次也沒沾身的新衣服。有一次，她穿著女仆的衣服去街上相面，相面先生說了她一句：“雖是女仆，但卻有一品夫人的貴相。”她又驚詫又高興，當即就給了相面先生100塊錢的賞金。
1923年月10月，袁世凱死后，曹錕開始步步高升。后來，他花錢賄買議員，居然坐上民國大總統(tǒng)的寶座。照理說，劉鳳瑋持著曹錕對自己的寵愛可以跟著堂皇起來，可她并沒有這樣做。她知道，從古至今，那些黃袍加身的兵變弒君，多不是忠良之舉，更何況是花錢買來的官。她說什么也不肯伴駕登堂入室。最后，她帶著自己的兩個孩子回到了天津老家。臨別前，她指著曹錕說：“趕明兒你好了，咱不眼熱，你倒霉了也別來找我！”曹錕笑道：“我曹三一根槍桿打天下，咋會有向你求情告饒的日子？”可是不到一年，馮玉祥發(fā)動政變，曹錕一下子淪為階下囚。兩年后，才得以重見天日，躲進了天津英租界。此時的曹錕，要錢沒錢，要勢沒勢，窮困潦倒。
劉鳳瑋和曹錕分手時，原本已抱定此生不再相見，可眼下瞧他晚景這般凄慘，不由引發(fā)惻隱之心，于是她將曹錕接到自己的住處，給他請來醫(yī)生看病，并終日照顧。在劉鳳瑋的照料下，曹錕的病也好了。心情也日漸開朗。
1937年，七七事變后，天津被日軍占領，這些日本侵略者無惡不作，搞得天津市民人心惶惶。曹士英的一個十分要好的高中同學常到曹家來玩，劉夫人見她長得很漂亮就擔心地說：“現(xiàn)在街上很亂，日本人到處抓‘花姑娘’，不要來回跑了，搬到我家來住吧。我這兒是租界地還安全些，等安寧了再回去?！本瓦@樣，曹士英的這位女同學就在曹家住了下來。后來，漢奸為日本人游說曹錕出山，劉鳳瑋令人關緊大門，叉指著大罵漢奸，并厲聲斥責曹錕道：“你若敢為日本人賣命，則如何如何……”曹的老部下也幾次三番地來游說，都被劉鳳瑋擋了回去。在劉鳳瑋的開導下，曹錕保住了晚節(jié)，至死也沒有當漢奸，過著普通人的平常的生活。
1938年5月27日，曹錕病死于天津。劉夫人因操辦喪事勞累引起腎病加重，不久，便臥床不起。同年農歷十月初四病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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