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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時宗(1494～1558年)，字宗道。明長泰縣彰信里(今陳巷鎮(zhèn))戴瞭村人。正德九年(1514年)中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
戴時宗為人持正不阿，嫉惡如仇。當時有錦衣衛(wèi)卒肆意殺人，刑部尚書懾于權勢，意欲包庇罪犯；時宗堅持執(zhí)法，自己前往尚書府，像囚犯一樣長跪不起，尚書慌忙下跪還禮。時宗語意雙關地對尚書說：“這是執(zhí)法的場所，怎么可以對罪犯以禮相待呢？”時宗因此而忤逆上司的意圖，被調往吏部任考功主事，時值正德皇帝荒唐地準備南巡。他與同舍郎張衍慶等上疏阻諫，被罰廷跪3日、杖刑30，幾乎死于非命。
從此戴時宗鯁直的名聲傳播開來，被任為考功文選郎中。就職后，更以“進賢、退劣”為己任，堵住走權門的進身之路，使得官吏的遴選較為清明；同時自己拒絕別人請托，提拔被埋沒的人才。朝廷內外都信服他的公正。當時，詹事霍韜推薦起用給事中陳洸，旨下吏部。時宗親自找霍韜，力言陳洸不可用，霍韜因此作罷。此事一時傳為美談。
執(zhí)掌朝政的權貴準備用吏來充任低級小官，戴時宗認為這種官的級別雖低，但如果開了這個以吏代官的先例，整個官僚制度就會產生混亂，因而堅決反對，使這件事不得實行。南京缺兵部尚書一職，朝中權要欲用王瓊，獨有時宗拒絕簽署調令，并奏稱：“王瓊固然有才干，但犯有大過，若讓其匆促復職，有功罪不明之嫌?！碑敃r人都以為這樣做很危險，但他并不把危險放在心上。
戴時宗晉升為大理寺左少卿。當時有行人薛侃上疏建議讓親藩入京任職，皇帝震怒，將薛侃交執(zhí)法官員廷訊。執(zhí)掌朝政的權貴欲借機株連異己，時宗堅持主張薛侃只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值得深究，而且擴大本案的范圍也不是皇帝的本意。諸官接受了時宗的意見，一時開釋了不少人。
嘉靖十一年(1532年)，黃河在魚臺地區(qū)缺口，同時運河交通阻塞。戴時宗在此時被提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赴各處巡視。凡是出現水災的地方，他都親自趕赴現場察看，并向朝廷提了3條對策，得到朝廷的批準實施，治水取得了成功。
北方邊境告急，戴時宗被調任薊州軍務提督，連夜驅馬赴任。一到鎮(zhèn)守處便勉勵將士殺敵立功，并懸示賞格，振奮士氣，在密云馬蘭谷獲得大捷。他又上奏朝廷招募當地民眾以加強兵力，又參奏革職了殘害百姓的鎮(zhèn)守黃花鎮(zhèn)的太監(jiān)，軍民稱快。
不久，戴時宗告疾歸鄉(xiāng)，又被臺諫推薦任鄖襄巡撫。赴任時，恰遇旱災、蝗災相繼，餓殍遍野。時宗大開倉谷賑濟，并動用了軍糧，保全了20多萬人的生命。他在任上還增筑鄖陽鎮(zhèn)城，將上津縣的廟川堡遷到軍事上險要之處。
后來由于平定竹溪金州之亂，戴時宗以九卿推薦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。不久被誣陷，削職回原籍。
戴時宗回鄉(xiāng)后，閉門不出，朝廷中不少官員極力推薦起用他，但一直沒有結果。他閑居在家，編族譜、修社學、立鄉(xiāng)約，也關心地方事務。嘉靖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(1546年至1547年)，地方奸民0倭寇深入內地，互市交易。時宗預感到這是一種隱患，吁請當局嚴禁，但沒有結果。他又建議并贊助縣令蕭廷宣浚深護城壕，增筑城墻。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，倭寇果然大舉入侵長泰，而長泰縣城堅不可摧，百姓盛贊時宗的深謀遠慮，他也于此年去世。享年64歲。
戴時宗著有《朽庵存稿》傳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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