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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健君(1919—1968)，甘肅榆中縣小康營人。1919年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。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(fā)，日寇發(fā)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(zhàn)爭，全國人民的抗日救國0震撼著隴原大地。在這國難當頭，中華民族處于危急存亡的時刻，正在蘭州讀書的高健君同志，受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，追求進步，尋求真理，毅然以身許國，經黨的地下組織選送，通過敵人-線，奔赴抗日民主圣地延安，從此踏上了革命征途。
健君同志在延安學習一年多，懂得了更多的革命哲理，進一步堅定了為共產主義事業(yè)奮斗終生的信念。畢業(yè)后，他被分配到甘肅工委工作。1939年春天，甘肅工委派高健君和魏子義同志到徽縣做黨的地下工作。被派往伏家鎮(zhèn)小學任教，以小學教員身份為掩護，與該校校長山炯堂、教員葛維西、范連元等同志，發(fā)動師生員工，開展抗日救亡活動，組織宣傳隊伍，宜傳我黨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政策，號召堅持抗戰(zhàn)，團結進步，并相機進行有利有節(jié)的反-、反腐敗的斗爭。在斗爭實踐中，積極慎重地發(fā)展黨員，在伏鎮(zhèn)小學建立了黨的第一個學生支部，建立起了黨組織領導下的學生群眾組織。
健君同志根據甘肅工委的決定，迅速組建中共徽縣縣委。為了正確領會和貫徹黨的“精干隱蔽，積蓄力量，等待時機”的地下工作方針，他與同志們一道研究.，充分運用有利條件，積極開展了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工作，在當地黨、政、軍、團各界中，團結爭取了一批進步人士，并指派地下黨員通過合法手段，打入國民黨、三青團組織和教育、財經等部門的領導層。他的這些指導和安排，為隴南黨的地下組織的鞏固和發(fā)展，為后來建立革命武裝，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。1941年，在徽縣黨的工作有了一定基礎后，健君同志先后又去清水、武都等地，積極開展黨的地下工作。1942年至1944年，他奉命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。
1945年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不久，西北局和甘肅工委就派健君同志來徽縣傳達大會精神，落實甘肅工委關于整頓組織、加強黨員教育、放手發(fā)動群眾、發(fā)展黨的組織、建立武裝力量的指示。通過長期艱苦工作，取得了重大成績。到1949年初，一些鎮(zhèn)和部分縣自衛(wèi)大隊的敵偽地方武裝力量被我爭取過來，接受地下黨組織領導，為人民解放事業(yè)服務。還相繼改造了幾股土匪武裝，使其棄暗投明，回到了人民中間。
1948年底，根據全國解放戰(zhàn)爭形勢的發(fā)展，甘肅工委決定組建了黨的隴南地區(qū)工委，高健君同志任書記。1949年2月，隴南工委在徽縣召開了第一次會議，討論調整了徽縣工委，研究決定了成縣、兩當縣工委的組建工作。健君同志還向我們傳達了老區(qū)干部將隨軍到新解放區(qū)與地下黨同志“會師”工作問題。他教育大家要向老區(qū)來的同志學習，團結共事，搞好新區(qū)工作，并派出幾十名同志去延安學習。所有這些，為迎接解放作了準備。
行將崩潰的敵人，懾于人民革命形勢的發(fā)展，于1949年7月拼湊起一個“黨政軍聯防委員會”。7月26日，敵徽縣縣長兼自衛(wèi)大隊隊長胡晉一，率自衛(wèi)隊和特務百余人，對我地下黨活動中心地區(qū)伏家鎮(zhèn)進行了重點圍側，殺害和打傷群眾多人。8月24日，胡晉一與胡宗南一軍軍長陳鞠旅密謀，派敵軍團長羅志德、警衛(wèi)營長馬發(fā)，糾集偽軍700多人，與縣自衛(wèi)大隊配合，分路對伏鎮(zhèn)一帶進行第二次圍剿，將伏鎮(zhèn)一帶劃為“匪區(qū)”，派敵軍事科長邊時芳率-重點駐扎防守，在榆樹鎮(zhèn)一帶，敵人對我游擊隊實行重兵包圍，軍事-;妄圖一舉消滅。盡管敵人大搞-反人民活動，但在高健君同志領導下，由于我們依靠了群眾，有深厚的群眾工作基礎，進退自如，堅持斗爭，與敵人周旋兩個多月，使敵人的圍剿無法得逞。
1948年8月7日，健君同志根據天水地委的指示，在北山主持召開了隴南工委會議，決定進行武裝突圍。9月26日在駱駝口與敵軍激戰(zhàn)一個多小時，終于突破了敵人的-線，率領游擊隊在夭水縣李子園，與南下的解放軍會師。年底前，地下黨組織配合解放大軍，先后解放了徽縣、成縣和兩當等縣。
從1939年到1949年整整十個年頭，高健君同志在隴南山區(qū)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地下斗爭。由于他那始終不渝的革命信念，勇于進取的革命精神和踏實細致的工作作風，為隴南地下黨組織的建設和武裝工作的創(chuàng)立作出了重大貢獻。
全國解放后，健君同志奉調到甘肅省委工作，先后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、省委書記等職。地位變了，環(huán)境變了，但他始終保持了地下工作時期養(yǎng)成的艱苦樸素、深入實際、聯系群眾、勤奮工作的優(yōu)良品質和作風。他長期分管黨群工作，為甘肅的政權建沒和黨組織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。他一貫堅持黨性原則，在黨內不搞親親疏疏、拉拉扯扯，對同志不論是領導干部還是一般干部，都能襟懷坦白，以誠相見，平易可親。他經常深入地、縣了解情況，搞調查研究。1960年，由于三年大旱和工作中的失誤，甘肅農村出現了嚴重的困難，幾百萬群眾處在饑餓線上，健君同志急群眾所急，想群眾所想，先后到了二、三十個縣，深入農村，幫助縣社領導解決群眾的生活問題，和群眾一起渡過難關，深受群眾贊揚。他下鄉(xiāng)回到機關，經常晚上工作到十二點鐘以后才回家休息。在個人生活方面，他嚴格要求自己。1954年，他任省委書記后，組織上配給他一輛“華沙”小轎車。他一直座到“文革”時期。這中間組織上幾次提出給他換車，他都不要。他從來不讓自己的愛人和孩子乘坐配給他工作的轎車。他下鄉(xiāng)檢查工作，不讓地、縣和基層的同志特殊招待。1961年困難時期，他到武威下雙公社搞了兩個多月的調查，除自己的每月27斤口糧定最外，和群眾一起吃干菜、同甘共苦，當地基層干部和群眾深為感動那時?；顥l件比較艱苦，但他積極樂觀，和省委機關同志一起共渡難關，每周總要來機關食堂和大家同桌吃幾次飯，體察干部生活情況，加深領導和同志們之間的感情。健君同志的這些優(yōu)良品質和作風，給同志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“文革”期間，健君同志由不理解到思想上抵制，直到被批斗和關押，他沒有承認強加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，也沒有千出任何一件違心的事。在他去世前的七天“突擊審訊”中，毅然堅持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革命氣節(jié)，始終沒有向林彪、-一伙屈服，沒有寫出什么“檢討”之類的材料，當然，高健君同志不可能是完人，五十年代后期，因當時黨內“左”的錯誤影響，省二次-會后，在他參與主持反右派和反右傾斗爭中，也錯誤的批判了一些堅持實事求事的好同志。但當他后來認識到這些錯誤時，就堅決按中央指示辦，對省二次-會以后錯定的“右派”和錯誤批判了的同志，全部進行了甄別平反，重新安排了工作。
高健君同志的一生，是一個忠誠的革命戰(zhàn)士的一生。他那為人正直、不居功、不誘過、更不以權謀私，辛勤工作的高尚品格，始終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我們永遠尊敬他、懷念他。他離開人世時，連老伴和孩子也沒看上一眼。他的冤案，于1978年在黨中央和甘肅省委的關懷下做了公開平反昭雪。當前我們正在遵循十三大的精神，加快和深化改革，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，我們一定學習和發(fā)揚高健君同志光明派落、廉潔奉公的好思想、好作風，在新的形勢下，時刻記住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，始終保持革命晚節(jié)，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自己的力量。(文章摘自《蘭州人物選編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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