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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說之 （1059年～1129年） 字以道，一字伯以父。北宋澶州清豐縣人。宋神宗元豐五年進士，官至中奉大夫、徽猷閣待制，因仰慕司馬光的為人，自號景迂生。
晁說之出生于世宦名門兼書香門第，高祖晁迥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，曾任禮部尚書，死后追贈太子太保，謚文元。其曾祖、祖父、父親都是進士出身，在朝中身居顯位。其曾祖時，御賜門聯(lián)，稱其家是："公侯開極品仆射雄蕃廿三尚書多中眷，解狀殿奇才神童道學七十進士半上卿"，可見其家世之盛。晁說之從小受到家庭熏陶，接受了良好而正統(tǒng)的儒家教育。晁說之"少激昂，刻意經(jīng)術，尊先儒、謹訓沽，未嘗德措一言。"（《清豐縣志》）晁說之尊崇儒家思想，治學嚴謹，學識受到當時許多名家的賞識。《宋元學案'景迂學案》中說："（蘇）東坡稱其自得之學，發(fā)揮五經(jīng)，理致超然，不踐陳跡，嘗以'文章典麗，可備著述'薦之。范公淳夫亦以'博極群書'薦之，曾文昭公亦薦之。"
晁說之師承司馬光，無論政治上、學術上都受其影響，可算是司馬光的后學。晁說之在政治上一是反對變法，二是主張抗金。晁說之在政治上保守，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。他說，宋太祖"受天丕命，削平僭亂。混一區(qū)宇，基業(yè)太平……宜世世守之。罔或差忒，倘少變易，則禍亂隨之?！O如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，變更太祖之規(guī)模，竊恐五代之變，未必不復出也。"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三）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晁說之任無極縣令時，應詔上 書，談了十件事，洋洋數(shù)十萬言，對王安石變法大加指責。晁說之不僅反對新法，對王安石的新學也大加反對，認為圣人之書就是絕對真理，天地萬理無不包容，即使后世的圣人也不能做一絲一毫的改動。
1125年，宋金南北夾攻滅掉遼國之后，金國就把矛頭指向北宋。面對金人威脅，晁說之痛心地說："女真小丑，平昔仆役高麗，臣事契丹者，逡巡偃蹇，乃有城下之師，國中之監(jiān)，何其甚耶!義士痛心，壯士瀝血，孰甚于斯時耶!"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二）
晁說之政治上雖保守，但為官清正，剛直不阿，不計較個人得失，又頗能體恤百姓。任成州太守時，有一年大旱，收成不好，晁說之減免了全部稅收。轉(zhuǎn)運使知道后大發(fā)雷霆，堅持只減部分稅收，晁稅之堅決不同意，"遂丐致仕途去"。
晁說之平生致力于經(jīng)學研究，造詣高深，尤精于《易經(jīng)》。清代著名的經(jīng)學家兼史學家全祖望稱晁說之"湛深經(jīng)術，親得司馬文公之傳"。晁說之繼承了司馬光象數(shù)學思想，寫出了《易玄星紀譜》。在晁說之看來，天地萬物的變化都根源于數(shù)字的變化，數(shù)字的變化由小到大，歸結為三百六十。人們可以從數(shù)字的變化中預卜吉兇禍福。晁說之研究《易經(jīng)》下了很大功夫，在《太極傳后序》中說著意研究象數(shù)學，歷經(jīng)"三十有四年"，才得其要領。
晁說之不僅繼承司馬光的學說，而且注意學習和吸收當時其他學派的有利因素。晁說之說："君子之學，必日新。日新者，日進也。不日新，必日退。"（《晁氏客語》）晁說之注重向當時的"關學"（以張載為首的學派）學習，但更主要的還是學習和接受了"洛學"（以程顥、程頤為首的學派）中的一些觀點。例如在天理人欲問題上，晁說之說："甚矣，欲之害人也。人之為不善，欲誘之也。誘之不如，則至于天理滅而不知反。故目則欲色，耳則欲聲。""好勝者滅理，肆欲者亂常。"（《晁氏客語》）這顯然是從二程"明天理，滅人欲"的思想中來的。在格物致知，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等問題上，晁說之和二程的觀點也是一致的，指出："格猶窮也，物猶理也，猶日窮其理而已。""學也者，使人求至內(nèi)也。不求于內(nèi)而求于外，非圣人之學也。"晁說之認為"聞見之知"是物交物而得，是外來的，非內(nèi)心產(chǎn)生的，"所聞所見者外也，不可以動吾心"，"德性之知，不假見聞"。（《晁氏客語》）在人性問題上，晁說之逐漸脫離了司馬光的軌道，認為楊雄的性善性惡和茍子的性惡論都是不對的，而主張孟子的性善論，和"洛學"的觀點趨于一致。
晁說之一生著作甚豐，主要有《易商瞿大傳》、《易商瞿小傳》、《商瞿易傳》、《商瞿外傳》、《京氏易式》、《易規(guī)》、《易玄星紀譜》、《晁氏詩傳》、《晁氏春秋傳》、《中庸傳》等19種經(jīng)學方面的著作，其中部分被后人集成《景迂生集》（又名《嵩山文集》）。此外尚有余書十幾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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