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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伯彥 (1917．11-1944．7)
張伯彥，筆名征驪、信風，呼蘭縣南鄉(xiāng)廟臺子村人。1928年移居呼蘭縣城。其父張鏡寰曾就學于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，后因家境變故，輟學回呼蘭當教員。張鏡寰為人忠厚耿直，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，對張伯彥思想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響。
張伯彥在縣城模范初高兩級小學畢業(yè)后，升入縣立中學。張酷愛文學，除閱讀大量古典詩詞外，還廣泛涉獵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和外國文學名著。其典麗的作文，每次都受到老師的好評，同學們爭相傳閱。1935年春，考入阿城師范學校。入阿城師范不久，就和愛好文學的同學，組織了文學團體《黎明社》，開始進行業(yè)余文學活動。1935年4月，用征驪的筆名，在哈爾濱《國際協(xié)報》副刊上，發(fā)表了處女作《影》(短詩)，從此走上文學創(chuàng)作道路。在阿城師范的頭二年，發(fā)表了幾十篇詩歌、散文和隨筆，成為《國際協(xié)報》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。當時日偽統(tǒng)治者強化政治統(tǒng)治，在嚴密的-和禁錮中，東北青年所共有的時代煩悶和對前途的強烈追求，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深刻的反映。
1937年末，從阿城師范畢業(yè)回到呼蘭，在勸學小學(原模范小學)任教員。此時改筆名為信風，繼續(xù)創(chuàng)作和發(fā)表了若干篇小說、隨筆和詩歌。在題為《如此作家》的一篇小說中，假借主人公的口提出："文章應為萬民請命，替大眾鳴不平!"這時期的主要作品有《吃豆腐雜感》、《閑話題壁文學》、《聽蛙志感》、《寄鐵窗下的待罪詩》、《鄉(xiāng)居散記》、《亡命前的日記》、《黑色列車的犯罪》、《野鬼》、《茅亭》等。其思想內容多是揭露現(xiàn)實社會的黑暗，對勞苦大眾的同情，抒發(fā)追求光明和進步的情懷。除在作品中影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、喚醒民眾進行反抗外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張仍保持民族氣節(jié)。他公開向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，明確地告訴學生：“我們是中國人”。他不參加“遙拜”，不背誦“國民訓”、“奉讀詔書”，使一些師生十分驚訝。一次他在黑板上寫：“一鞭一條痕，一摑一掌血，要以這種精神征服我們的敵人——惰性!"這是雙關語，暗含要針鋒相對和日本侵略者進行斗爭。1940年5月，學校組織學生到呼蘭河畔白沙坨子野游。一位教師因喝多了酒，醉得不能走，張讓他坐拉食品的車回去，但日本人教師小島不讓坐。張和小島吵起來，小島辱罵中國人是"低劣的民族"，不配坐車。他怒不可遏，操起木板子痛打了小島。張在文學作品中所表現(xiàn)出的愛國與進步思想，早就為日本人所注意，痛打小島進一步闖了禍。父親為了兒子安全，先讓其在家躲避兩個月，后到農(nóng)村達戶井小學任教。半年后，因風聞警察特務部門的思想嫌疑犯名單上有他的名字，又轉躲到石人城小學任教。1941年11月，張的親友在偶然的機會聽說特務要抓他，不得不立即遠離家鄉(xiāng)躲避，于12月初-天津。
到天津后，處境艱難。靠父親求人，才躲在一個教會里。但他又不愿為教會辦事而難以久存，因此在關內的一年多，半在天津，半在濟南，也去過北平，到處尋找以身許國的出路。從天津寄給父母的一張照片背面，曾自題，"烽火連天，肝腦涂地，在這腥風血雨中，許多父母失去了他們的愛兒，你們的孩子依然頑健地站在這里......"。在給妻子的信中說：“有志的男兒，正有他們應當做的事情去做”。后來，與寄身教會的主事鬧翻，失去立足之地，遂決心返回東北。
1943年初，張潛回呼蘭。偽葦河縣長蘇堃是其父親的同學，以此關系到葦河縣公署房地科任職員。1944年春，被特務認出逮捕。初送哈爾濱偽濱江省警務廳關押，后被送至吉林市偽吉林省警務廳監(jiān)獄關押。憲兵特務對其施以各種酷刑，讓他交待和抗聯(lián)的關系，張破口大罵，最后竟被打死，年僅27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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